无名之花
——献给我的父母
朝鲜国防委员会音乐会请柬
那一天，在平壤，在朝鲜国防委员会举办的音乐会上，当年轻、美丽的歌唱演员徐银香款款走上舞台，伴奏音乐渐渐响起，突然间，我心里一颤，浑身一抖。中文节目单上介绍，这首歌的名字是《唱着欢乐的歌一块走》，而伴奏音乐的第一个乐句一飘过，我立刻感觉出，这，就是在我心中萦回了30多年的朝鲜电影《无名英雄》的主题歌《无名之花》。从那一刻开始，直到演出结束，回到朝鲜劳动党烽火里休养所，那动人的歌声一直在我耳边回响。那天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
朝鲜劳动党烽火里休养所
一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世界电影史上最长的谍战杰作——朝鲜32集巨型黑白故事片《无名英雄》在中国热播。一时，万人空巷。
影片取材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1952年，战争已进入后期。美国军队一面声称和谈 ，一面策划新的攻势。朝鲜人民军侦察队“豆满江”（中国称“图们江”）组组长，王牌侦察员俞林（由金龙麟扮演）奉人民军情报总部的命令，以英国《伦敦新闻》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汉城（现名“首尔”），与联合国军（以美军为首）总部公报处建立了联系。
《无名英雄》剧照 金龙麟饰演的俞林（左）
俞林万万没有想到，和他接头的竟然是和他分别10年的恋人，聪明、美丽的金顺姬（由金贞花扮演）。原来，金顺姬也是人民军特工，代号“金刚石”，早已打入了美军第8军反谍处，已是中尉军官，被美军谍报队队长克劳斯上校视为得力干将。俞林经过一连串惊心动魄的行动，终于获得了所要的情报——“T型高地战役计划”。金顺姬以生命的代价掩护俞林成功传递了情报，从而挫败了美军新的攻势。
《无名英雄》剧照 金贞花饰演的金顺姬（右）
那段时间，刚刚成年的我，每晚准时坐到电视机前，忘情地观看。我把每一集的剧情都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就连主题歌《无名之花》的曲调都熟记于心。每集播完后，意犹未尽的我，还会在脑子里回忆片中的细节，回味《无名之花》。
我之所以如此痴迷，除了佳片缺乏的饥渴、青春年少的萌动、英雄情结的勃发，还有更重要的起因——我的内心深处似乎和剧情、人物有某种特殊的联系。
二
我生长在一个神秘的环境里。
解放战争进入尾声，新中国即将建立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急需特殊人才。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部部长李涛、通信部部长王诤建议中央军委兴办一所学校。军委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周恩来把筹建工作交给了刚刚从东北进入关内的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军中首屈一指的侦听、破译大师曹祥仁，并且指示他，不仅要招收中学生，而且要招收大学生。随后，学校选址察哈尔省（中国旧省级行政区，辖境相当于今天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北京市延庆县、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大部、乌兰察布市东境）省会张家口市，定名“军委工程学校”（又称“军委机要工程学校”、“军委机要通信干部学校”）。曹祥仁将军被任命为校长兼政委。军委主席毛泽东、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分别给学校题了词。
刚刚被选调到军委工程学校的父亲
那时，正在武昌中原大学学习，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的父亲周庆苾被选调到军委工程学校，成为第一届学员。和父亲一起进校的，还有750多名大学生和2000多名中学生。学校开设了无线电和英语两个专业。父亲被分配到无线电专业。
军委工程学校开学典礼
父亲写在照片背后的说明
1949年11月27日，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李涛将军和王诤将军专程从北京赶去。父亲的同学刘庆方将军在他的《开国上将李涛》一书中回忆了李涛将军代表军委的讲话：“我们的学校是军委办的。军委主席是毛泽东。如果我们能很好地学习，好好地改造思想，能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人民的事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那就不难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毛泽东的学生。”
第二天，李涛将军冒着塞外刺骨的寒风，在学校大操场上给全校3000多名师生上了第一课——学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因为语言生动，说理透彻，举例典型，连刚从地方大学请来的教授们都听得津津有味。这一课，李涛将军讲了近3个小时。结束时，师生们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
知识广博，能言善辩，被同学戏称为“铁嘴”的父亲曾对我这样描述李涛将军：“口才可好了!讲话不用稿子。两、三个小时的演讲，一个梗都不打!”
军委工程学校第一届学员（部分）
父亲写在照片背后的 说明
曹祥仁将军则恰恰相反。父亲说：“哎呀!咳咳卡卡，咳死呀（意为“咳得很厉害”）!一句话半天说不出来。”
1950年2月，曹祥仁将军调任中国驻保加利亚特命全权大使。军委工程学校政治处副主任康立泽回忆说，一个月后，李涛将军接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手书指示：“曹祥仁同志调任外交大使职务后，军委机要通信干部学校的工作由李涛同志兼任。”
朝鲜战争爆发后，父亲写下血书，要求参战。上级没有批准。
1951年2月，父亲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随即留校任教。
1952年夏天，毛泽东主席指示学校一分为三。父亲所在的学校几经更名后，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外语学院”，代号“793部队”，直属解放军总参谋部技术侦察部（简称“总参3部”）。
1954年，父亲被任命为无线电教研室主任。那年，父亲只有24岁。其后15年，父亲一直担任这一职务。听父亲说，他的顶头上司，系主任梁树生曾经被派到阎锡山（曾任国民革命军第3集团军总司令、国民政府第2战区司令长官）的军队卧底。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父亲的老校长李涛将军被授予上将军衔。李涛将军的好朋友、老战友李克农将军也被授予上将军衔。战争年代，他们两人被称为共产党的“哼哈二将”。授衔后，他们仍然是解放军中特殊而神秘的两位上将。那年，父亲被授予中尉军衔。
第一次获得军衔的父亲
担任解放军外语学院子弟小学校长的母亲
母亲刘文斌20出头就当了小学校长。1958年，父母结婚后，母亲调到外语学院子弟小学——张家口第一东风小学担任校长。母亲的前任叫罗林，是外语学院副院长王道益的妻子。
新婚的父母经历了一次终生难忘的奇遇。那是8月中旬的一个下午，父母去北京颐和园游玩，恰逢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陪同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夫妇参观。父母和其他游人都激动地向周总理靠近。快到周总理跟前的时候，父亲把母亲让到了前面。父亲在自己的诗文集《花间晚照》中回忆道：“因为天热，我脱下的军上衣与大盖帽由妻子拿着，这点引起了总理的注意。他十分平易近人地笑着问我妻子：‘你拿着谁的军衣呀?在哪儿工作？’妻子刚乘机腾出右手和总理握了手，但对总理的询问，由于太激动、太高兴，反而只知道傻乎乎地笑而不知如何回答。这时，我就凑过去，对总理说：‘她拿的是我的军衣 ，她是一个小学校长。’总理也热情地与我握手，同时问我：‘上尉同志，你是哪个单位的?’总理敏锐的目光，肯定看见妻子臂上搭着的我军衣上的军衔领章了。我赶紧回答：‘总参3部’。总理说：‘啊，我知道，你们是党的耳目，好好工作啊!’我回答：‘是!’总理又问：‘你今天怎么有空游园?’我回答：‘报告总理，我和爱人正度婚假。’总理听了高兴地说：‘好啊！祝你们幸福!’
我的出生证上带着解放军外语学院的印记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所在的学校地处荒郊野外，而且频繁搬迁。我们宿舍楼的墙根处，画满了奇怪的图案——农家锅盖大的圆圈，下端一条直线垂到地面。懂事后，我问父亲：“画那个干什么呀?”
父亲说：“那是防狼的。狼怕绳套子，看见那个，以为是绳套子 ，就不敢来了。”
我问：“干嘛老（意为“总是”）搬家呀?”
父亲说：“要保密。附近老百姓听到一点风声，我们就要换地方。”
父亲从不提及自己的具体工作，只是偶尔说到，驻外国大使馆的武官上任以前，要带妻子一起来学校上课。
多年以后，我从网络上看到了父亲的学生吴瑞兴回忆父亲的几句话，从而惊奇地获知，父亲“发报技术极佳”。我又从《开国将士风云录》一书中得知，父亲当年“虚心向老领导、老同志学习，夜以继日地刻苦工作，悉心研究，总结了从延安各期训练班开始，直至建国后的教育训练经验，编写了各种教学文件，如教学计划、教学方针、原则、大纲、方法、教材多种，使解放后的教学工作逐渐步入科学正规，为本系统的人才培养作出了贡献……”
一次，我路过北京，看望父亲的同学刘庆方将军。他对我说：“（19）58年前后，我们解放军和外军搞过一次无线电抄报比赛。解放军代表王金武、朱婉琴得了男女冠军。他们俩都是你父亲的学生”。
我从父亲和战友的谈话中听到，系里第一次报请授予父亲大尉军衔，上级领导没有批准，唯一的理由是“这么年轻的大尉，外院没有，3部没有，全军都没有。”
按常理看，父亲本该前途光明，但是，“天有不测风云。”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和祖父有关的民国档案
解放前，祖父周衍丰（字霁耕）曾任国民政府湖北省宜昌县、监利县和安徽省无为县县长，也曾任李济深（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广东省政府主席、黄埔军校副校长、国民革命军第4军军长）司令部的上校秘书、夏斗寅（曾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10军军长、湖北警备司令、武汉警备司令）的收谴散兵游民款项经理委员会主席、胡宗南（曾任国民政府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国民革命军第34集团军总司令）的禁烟督察处专员。“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样的家庭背景成了父亲人生道路上的第一大障碍。审查、抄家、批斗、劳改一个接一个向父亲袭来，整整持续了3年。父亲的一些首长也因种种原因受到了冲击。最后，王道益副院长因为莫须有的“泄密”上吊自杀，梁树生主任莫名其妙地成了“叛徒”，父亲带着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被“发配”到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国营天光电工厂当军代表（3个月后，处分取消），母亲被调到厂子弟学校当校长。从此，我们一家再也没能回到父亲的原校。
尽管结局让人难以接受，可不知为什么，父亲所在军校的一幕幕时常在我脑海里闪现。无论时间怎么推移，年龄怎么增长，都丝毫不曾淡忘。
和军校有关的一切，时时触动着我。看到介绍理查德·左尔格、南希·韦克、钱壮飞、李克农、曹祥仁这些传奇人物的文章和书籍，我便心潮起伏；看到电影《铁道卫士》、《保密局的枪声》、《永不消逝的电波》，我会激动不已；哪怕看到特种像机、钢笔手枪、拇指匕首的图片，我也热血沸腾。
我羡慕父亲的一身军装，喜欢摆弄父亲的帽徽、领章、勋章，极爱穿父亲的旧军服，扎父亲的55式武装带。
父亲告诉我，当年，他所在的军校有一个不成文的做法——内招。院子里一些大一点的孩子，13岁、14岁就被内招了。父亲的语气中似乎带着遗憾。我更是莫名地失落。
这还意味着，军内特殊战线的人才，有一些也是母亲的学生。
好不容易到了应征入伍的年龄，可天公不作美，我的眼睛近视了。
《无名英雄》的播出，又一次触动了我的情结。从那以后，我常常哼起《无名之花》。高兴的时候哼它，痛苦的时候也哼它。那美妙的旋律成了我精神的万应灵丹。
三、
139师颁发给我的参战纪念章
139师颁发给我的战场识别徽章（俗称“生死牌”)
1986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武汉电视台，成为新闻记者。
那时，没有机会拍摄谍报题材的片子，我便千方百计涉足军事领域。领导给我分配战线的时候，我首选军队。没过多久，武汉电视台的新闻里，军队新闻的发稿量大幅上升。一年之后，24岁的我看准了一个机会，瞒着父母，留下一张全身照片，不顾一切地奔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前线——陆军47集团军139师老山防区，当了一次战地记者。在采访、拍摄中，我始终关注着双方的侦察行动。得知我的活动范围内可能会出现越军特工，我便作好了与之遭遇的心理准备
《一个日本兵和一群中国孩子》获得国际科学、教育电视片奖---“日本奖”特别奖
1993年，我改行当了纪录片导演。行当虽然换了，初衷一点也没有变。我一上手，就首先寻找军事题材。我接连拍了纪录片《一个日本兵和一群中国孩子》、《千古不沉中山舰》和20集大型访谈片《我眼中的毛泽东》（毛泽东主席的军事成就占很大比重）。
《千古不沉中山舰》获得“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外宣分项“彩虹奖”一等奖
美国探索频道“新锐导演计划”优胜奖证
2004年，美国探索频道（Discovery）面对全球的“新锐导演计划”第二次在中国实施（“新锐导演计划”本来在每个国家只开展一次。因为中国地方大，人数多，所以破了例）。计划的执行者按惯例在中国评选出6名纪录片导演，加以培训，再让被选导演自报选题，由探索频道提供经费拍一个片子。我有幸成为6名导演之一。我“假公济私”地拍摄了记述中国军事发烧友的纪录片《业余“联合国军”》（英文片名为《TOY SOLDIERS》），借助探索频道的播出网络，把我的未了之情宣泄到了全世界。
《中国电影报》关于美国探索频道“新锐导演计划”的报道
我时常有意无意地把收集资料幻想成收集情报。只要有一点线索，我便穷追不舍。当我看见毛泽东主席写给中央警卫团第一任团长张耀祠将军的便条，当我找到孙中山先生在中山舰上用过的餐刀，当我获得日本防卫厅保存的日军攻击中山舰的作战记录复印件，尤其是上面还盖着“军极秘”的章子，我便特别兴奋；当父亲的战友，梁树生主任的妻子王金阁阿姨看了上海卫视对我的专访，对我能收罗到罕见的资料感到意外，我便非常宽慰；当我的领导告诉我，《千古不沉中山舰》已被外交部当作对外交流的礼物，我便欣喜异常。因为，我自认为，我离默默无闻，却尽力尽心的前辈们又近了一步。
日军攻击中山舰的作战记录1 （复印件）
日军攻击中山舰的作战记录2（复印件）
日军攻击中山舰的作战记录3（复印件）
在《业余“联合国军”》中，我邀请武汉大学的心理学家陈璠分析了军事发烧友的心理成因。她告诉我，一个人在幼年、童年所受的影响会左右其一生。
四、
本世纪初，我从父亲嘴里得到了一个线索（父亲早已转业到武汉，时任江汉大学副校长）——朝鲜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少年时代在中国吉林毓文中学读过书，和他的语文老师尚钺结下了深厚的情义。金日成主席和尚钺先生的后代一直保持着联系（尚钺先生的儿媳伍骅时任江汉大学教务处处长）。
2004年下半年，我精心拟就了一份关于记录金尚两家友情故事的设想，请尚钺先生的后代转交给了朝鲜劳动党党史研究所。很快，对方便有了回应，邀请我去了朝鲜。在平壤万寿台议事厅，我向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党史研究所所长金己男陈述了全部构思。金书记听后高兴地说：“你的设想很好，就按你的设想拍。”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党史研究所所长金已男(前排右）
党史研究所指示朝鲜广播电视委员会中央电视编辑局通力合作。我很快完成了3集纪录片《金日成和他的老师尚钺》。
2006年9月17日，《金日成和他的老师尚钺》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的《邻邦故事》系列节目中播出（2007年5月17日重播）。考虑到这个系列的整体风格，播出时改名为《半年师生四代情》。其后，朝鲜平壤电视台（相当于中国中央电视台）和美国麒麟电视台也播放了这个片子。
《金日成和他的老师尚钺》一片受到了中国驻朝鲜特命全权大使刘晓明（左）的关注
2006年9月，朝鲜举办了“第10届平壤国际电影节”。《金日成和他的老师尚钺》在电影节上荣誉播放。朝鲜文化省对外文化局副局长刘创德给我颁发了纪念奖证和奖杯。
平壤国际电影节荣誉播放纪念奖证
22日晚上，电影节组委会举行盛大宴会。每一桌都安排了一位朝鲜电影界人士。入席时，我惊喜地看到，我这一桌的主人竟然是朝鲜“人民演员”（朝鲜演员的最高荣誉称号）金龙麟先生。
朝鲜“人民演员“金龙麟（左）
金先生主演的片子太多了——《卖花姑娘》、《劳动家庭》、《一个护士的故事》……，当然也包括《无名英雄》。我情不自禁地哼起了《无名之花》。
金龙麟主演的《卖花姑娘》剧照
金龙麟主演的《劳动家庭》剧照
金龙麟主演的《一个护士的故事》剧照
金先生听后，连连点头，十分高兴。席间，我频频向金先生举杯，感谢他塑造了那么多让我难忘的角色，祝他健康长寿，万事如意。酒过几巡之后，金先生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告诉我，金贞花女士也来了。我迫不及待地拉起我的翻译朴洪植（平壤外语大学学生），四处寻找。当金女士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心花怒放，仿佛又回到了青春年少的时代。
朝鲜“人民演员”金贞花（右）
在不便过多打扰的情况下，除了哼出《无名之花》，我找不到更好的表达方式。听到这熟悉的曲调，金女士美丽的脸庞上先闪过一丝惊奇，随即绽放出迷人的笑容。
一向不追星的我，破天荒地请金龙麟先生和金贞花女士签了名。
金龙麟的签名 朝鲜艺术电影制片厂金龙麟2006.9.22
金贞花的签名 “朝鲜艺术电影制片厂演员金贞花”
五、
继《金日成和他的老师尚钺》之后，我作为主创，又和朝鲜合拍了4集纪录片《金日成和周保中》。从2004年到2015年的10年间，我15次前往朝鲜。除了拍片，我也应邀参加朝鲜的党庆、国庆和其他重大活动。
2010年，中国谍战电视连续剧《潜伏》在朝鲜热播。其间，我正在朝鲜。有人说，《潜伏》是《无名英雄》的中国版。这个说法不无道理。我看《潜伏》也非常投入，对主人公余则成钦佩有加，对他的经历羡慕不已。一天，党史研究所外事组的赵明哲科长对我说：“朝鲜人看《潜伏》都看入迷了，特别是那些女同志。现在他们说话的时候，好像说什么都能和《潜伏》联系上。”
果不其然，我去平壤民航售票处买返程机票的时候，女售票员一听到我说话就对我的翻译崔松姬（平壤外语大学学生）说：“他的声音很好听，像《潜伏》里的余则成，请他多说几句话吧。”
我跟售票员开玩笑说：“是吗？我的声音像余则成?不过 ，我比余则成长得漂亮。”
她笑了，问我：“你认识演余则成的那个演员吗？”
我说：“不认识。但我认识《潜伏》的出品人。他叫张宏震。”
售票员几句无心的话勾起了我的万千思绪。返回的路上，我想到了军委工程学校，想到了解放军外语学院 ，想到了《无名英雄》，想到了父亲的老校长，想到了父亲，也想到了自己的过去。我默默地念叨：“像余则成!怎么就只是像呢？要是真的是余则成，那该多好啊！”
2013年7月，我应朝鲜的邀请，出席朝鲜停战协议签署60周年庆祝活动（朝鲜称为“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0周年”）。28日下午，朝鲜国防委员会在平壤的柳京郑周永体育馆举办了主题为“胜利”的“庆祝7.27银河音乐会”（朝鲜停战协议于1953年7月27日正式签署）。于是，便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由此，我才知道，《无名之花》还有另外的翻译。
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
六
如今，父母远去了，金龙麟先生也远去了。
我没有机会再见金贞花女士，衷心祝愿这朵“无名之花”永远芬芳，永远美丽。
我依旧时常哼起《无名之花》。它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前些年的一个晚上，在上海的七宝古镇，我被一阵出神入化的箫声打动。我寻声而去，结识了丝竹名家周炳生，高兴地向他讨教。之后，周先生赐我一只鲍妙良大师精制的南音洞箫，告诉了我吹奏要领。我能吹成曲调时，马上试着吹出了《无名之花》。
不久前，同样喜欢朝鲜音乐的好朋友，摄影家黎德利帮我找到了《无名之花》的中文歌词。歌词也不止一种翻译。我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一版。那动人的歌词和美妙的曲子在我的心中珠联璧合了：
“僻静荒野莽苍苍，鸟雀林中藏。
一朵无名小花开，幽幽吐芬芳。
清新风儿过树林，掠过我身旁，
你可听见我的心，热烈在激荡。
满天乱云无星光，黑夜茫茫路漫长。
野兽潜行夜幕下，暗处有罗网。
狂风肆虐雪猖狂，漫卷大地上，
你是否看见了我，昂首独来往。
踏破荆棘扫屏障，山高水深难阻挡。
启明星在指引我，一路奔前方。
黎明时分现辉煌，红霞染山岗，
我们重逢再携手，高歌迎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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