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都市新闻记者从贵州省统计局了解到，新中国成立以来，贵州人口总量实现了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长期均衡和协同发展，其发展历程镌刻了鲜明的时代变革烙印，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第一阶段（1949-1959年），建国初期的人口快速增长阶段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城乡人民生活逐渐有了保障，生活稳定，结婚人数增多，育龄妇女生育率提高。另一方面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需要，由东南沿海搬迁一部分厂矿企业到贵州，大学和中学到外省招收学生来黔就读，加上解放初期数量不少的南下和西进干部及家属迁入贵州，增加了贵州的人口。人口由1416.4万人增长到1743.96万人，10年间平均每年增加32.75万人，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1%。
第二阶段（1960-1961年），困难时期的人口负增长阶段
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农田“深耕”，加上1959-1960年的自然灾害和“左”倾思潮的危害等，使中国经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贵州更是全国的重灾区。1960年贵州的人口增长率为-5.79%，1961年为-1.18%，两年平均增长率为-3.5%。
第三阶段（1962-1977年），人口失控的高速增长阶段
1962-1964年的三年国民经济调整，使贵州经济得到迅速恢复，民众得到休养生息，育龄妇女进入补偿性生育阶段，生育率和出生率都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值。加上十年动乱使我国处于严重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计划生育管理工作完全瘫痪，生育不受任何限制。因此这阶段是出生强度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人口增长最快的第二个出生高峰期。全省总人口在这期间增加了975.85万人，增长了58.65%，平均每年增加65.06万人。
第四阶段（1978-1999年），计划调控的人口稳定增长阶段
1975年贵州省委做出《关于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决定》，贵州以行政手段开始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全省人口发展从盲目生育逐步进入一个有计划的时期，人口高速增长的势头受到遏制，人口增长开始减速。
1988年《贵州计划生育试行条例》的实施标志着我省计划生育工作进入正式法规阶段。人口增长速度进一步降低，人口数量从1990年的3267.53万人增加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3524.5万人，增加了256.97万人。这一时期人口增长速度下降主要是由于政府强制性实施计划生育带来的。
第五阶段（2000-2010年），人口低生育水平发展阶段
我省人口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了综合治理的新阶段。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00年的13.06‰下降到2010年的7.41‰。人口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3524.5万人下降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3474.86万人。
2010年育龄妇女一般生育率为45.55‰，总和生育率为1.75，低于2.1的更替水平，这一时期生育水平下降主要是由于人们生育意识和婚姻观的改变带来的。
第六阶段（2011年——至今），人口低速平稳增长阶段
2011年以来，全省人口保持低速平稳增长，常住人口总量从2011年的3469万人，增到2018年的3600万人，年均增加18.71万人。人口规模居于全国第十九位。从人口自然变动情况看，2011年以来，全省年均出生人口47.04万人，出生率保持在13‰左右。
性别结构更趋协调
全省人口性别结构的特点是男性人口多于女性。2018年全省总人口中，男性人口1859.95万人，女性人口1740.05万人，性别比（以女性为100）为106.45，比1949年高6.14，总人口性别比持续优化，性别结构更趋协调。
新中国成立初期，贵州人口城乡结构水平较低，且发展相对滞后。1949年全省城镇人口为106.30万人，乡村人口为1310.10万人。2018年末，全省城镇常住人口1710.72万人；农村常住人口1889.28万人。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自身条件和发展定位不同，各区域人口呈现差异化发展趋势，人口区域分布更加合理。随着贵州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心城市经济集聚能力和人口吸纳能力有效提升。
例如， 2018年，贵阳市人口达到488.19万人，而1949年人口仅为29.90万人，70年增加457.65万人。遵义市作为红色革命的传承地，1949年人口仅为9.77万人，2018年达到293.73万人，70年增加283.96万人。
人口素质全面提升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方针指引下，贵州始终将教育事业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黔”战略，实现了全省人口文化素质的全面提升。
文盲人口大幅度减少。2018年全省粗文盲率为下降至8.62%。受教育程度显著提升。随着基础教育、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全面发展，高学历人口成倍增长，低学历人口减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增长。2018年，全省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8.46年。2003年左右贵州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迅速增长，2018年全省死亡率为6.85‰，2018年全省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74.19岁，比1982年提高12.84岁。
新中国成立初期，家庭户规模较小，1949年平均户规模为4.44人。2018年，全省家庭户有1105.91万户，户均人口为3.21人。
婚姻状况保持稳定。1982年，全省未婚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的27%，离婚人口占0.49%；2015年，全省未婚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的21.89%；离婚人口占2.21%，分别比1982年下降5.11个和上升1.72个百分点。新中国70年来，贵州人口婚姻状况总体上保持稳定，未婚率下降，离婚率保持在较低水平。
春秋以前，贵州为荆州西南裔，属于"荆楚"或"南蛮"的一部分。[5]
战国后期，夜郎国逐步发展成为西南地区的大国之一（夜郎国大部分疆域在今贵州境内）。[5]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在夜郎地区修筑"五尺道"，并在部分地方设郡县、置官吏。[5]
西汉武帝在夜郎地区继续推行郡县制，同时开辟了从四川南部经贵州西部平夷（今毕节）至江（北盘江）、南到番禺（今广州）的通道。公元前25年，夜郎国灭，郡县制在夜郎地区最后确立。[5]
东汉时，沿袭西汉建置。
夜郎国
三国时，西南大部地区蜀汉政权占有。贵州属牂牁郡、朱提郡、兴古郡、江汉郡、涪陵郡。
两晋南北朝，今贵州境内，除置牂牁郡外，边远地区又分属朱提、江汉等郡。
隋时，在贵州置牂州牂牁郡、明阳郡。此外，今贵州东北地区分属黔安郡和沅陵郡。
唐代，在今贵州地区推行经制州与羁縻州并行的制度。唐在贵州建置的经制州有播州、思州等，建置的羁縻州有矩州、蛮州等。从地域上看，乌江以北多系经制州，乌江以南多系羁縻州。[5]
宋代，今贵州地域分别隶于夔州路、荆湖北路、潼川路、广南西路、剑南西路、剑南东路等，而主要属夔州路。公元974年，土著首领普贵以控制的矩州归顺，宋朝在敕书中有：“惟尔贵州，远在要荒”一语，这是以贵州之名称此地区的最早记载。宋宣和元年（1119），朝廷为奉宁军承宣使知思州军事土著首领田佑恭加授贵州防御使衔，"贵州"才成为行政区划的名称。但当时的"贵州"仅限于今贵阳一带。[5]
元代在今贵州地区遍行土司制度。在今贵州境内的建置主要有：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播州宣慰司、思州宣慰司、新添葛蛮安抚司、乌撒乌蒙宣慰司、亦溪不薛宣慰司、普定路、普安路等，分别隶属于湖广、四川、云南3行省。[5]
明朝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设置贵州承宣布政使，正式建制为省，以贵州为省名。废思州宣慰司与思南宣慰司，保留水东土司与水西土司，同属贵州布政司管辖。明末，贵州布政司领贵州宣慰司及贵阳、安顺、平越3军民府并都匀、黎平、思州、思南、铜仁、镇远、石阡7府。[5]
清代前期，贵州的行政建置有较大的变化。
雍正五年（1727年），将四川所属遵义府及其所属各县改隶贵州，同时，将毕节以北的永宁全境划归四川，将广西红水河、南盘江以北之地置永丰州，与广西的荔波、湖广的平溪、天柱一并划归贵州管辖。至此，贵州的疆域基本形成。清末，贵州建置设有12府、2直隶厅、13州、13厅、43县。[6]
贵州行政区划图
民国2年（1913年），贵州地方政区进行了一次调整，以前的府、厅、州，一律改为县。全省设3道观察使。1920年废道。1937年，贵州置6个行政督察专员区，分管各县。1941年置贵阳市。至1948年，贵州设1个直辖区、6个行政督察区、下辖78个县（市）。
1930年4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进入贵州，并在部分地区建立革命政权。1934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即红二军团）进入黔东，建立黔东特区，7月成立了特区委员会，在沿河、德江、印江、松桃等县建立了县、区、乡革命委员会。1935年1月召开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1935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进入贵州，1936年2月在大定建立了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后迁毕节县城），以后还在毕节、大定、黔西等地建立了县、区、乡人民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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