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几十年的区域发展历程中，经济中心南移，南北差距逐渐取代东西差距，是一个重要的趋势。
比如数据显示，2012年，北方经济总量占全国45.8%，达到最高点，随后一路下滑，到2018年则下降到只有38.5%。
而在二十强城市分布上，1978年北方有11个，南方9个；到2020年，TOP20强中北方城市只有剩下北京、天津、青岛、郑州和济南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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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部的武汉、郑州、合肥、长沙，西部的重庆、成都、西安等城市，迎来快速崛起，云南贵州更是长期领跑GDP增速榜，东西差距变得越来越小。
但区域洗牌的历史进程，被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有数据显示，近两年来，东西差距有重新拉大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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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差距是否在拉大，我们不妨先来看今年前三季度的经济运行数据。
先看省一级。前三季度，GDP增速超过10.0%的省市一共有8个，分别是湖北、海南、北京、浙江、山西、江苏、安徽、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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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江浙两省等地区悉数上榜，而此前的西部增长明星地区，如贵州，前三季度增速为8.7%，低于9.8%的全国平均线；云南为8.9%，同样低于大盘。
再看城市数据。
前三季度，24个万亿、准万亿城市中，GDP增速超过10.0%的有12个，分别为：
北京、苏州、成都、杭州、武汉、南京、宁波、青岛、无锡、佛山、南通、合肥。
其中，高于11.0%的有2个，分别为武汉（18.8%）和佛山（11.4%）。
前三季度，GDP增速低于9.0%的城市有8个，分别为：
深圳（7.1%）、天津（8.6%）、长沙（8.5%）、郑州（7.0%）、泉州（8.8%）、济南（8.6%）、西安（5.7%）、福州（8.9%）。
由于24个万亿城市，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中西部的占比更少，所以跑输大盘的城市依然是以东部居多，但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细微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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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增速榜的前列，出现了更多东部沿海城市的身影。比如佛山，此外苏州、青岛、无锡都在10.5%以上。
其次，前几年势头生猛的中西部省会，反弹速度要更慢一些。
比如长沙为8.5%，西安则只有5.7%，直辖市重庆则刚好为9.9%，微弱优势跑赢大盘。
当然，考虑到疫情的因素，今年前三季度的增长数据，所反映的更多还是地方经济回暖的速度。
沿海地区去年外贸受影响重，基数低，增速反弹快；中西部去年受冲击相对更小，去年同期的GDP基数高，所以今年增速低，跑不赢沿海城市实属正常。
那么，如果以两年平均增速来看呢？
前两年增速不冒尖的江苏和浙江，2021年前三季度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为6.3%、6.4%（全国为5.2%）；云南和贵州，前三季度两年平均增速则都在6.0%以下。
城市一级，据第一财经统计：
多个东部城市的两年平均增速在逐季上升。深圳第一季度的两年平均增速是4.6%，前三季度已经回升到4.8%。杭州第一季度是6.2%，前三季度上升到6.6%。北京从一季度的4.6%上升到前三季度的5.3%。
相反，在两年平均增速上，中西部城市呈现下滑的趋势。虽然重庆从一季度的5.2%上升到前三季度的6.2%。但是，成都从一季度的6.7%下降到前三季度的6.2%；西安从一季度的5.5%下降到前三季度的5.1%；合肥从二季度的6.7%下滑到6.5%。
也就是说，疫情重塑经济格局这两年，过去增长迅猛的中西部城市、地区，增速层面的相对优势，已经不再那么明显。
东西发展格局，正在迎来一次微妙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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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头部城市为代表的东西增长差距回弹，疫情无疑是首要因素。
事实上，疫情这样的黑天鹅事件，对城市经济的抗压性和抗风险能力是巨大的考验，不同能级的城市之间，经济结构的差距很容易被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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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重庆对广州的GDP追赶、超越，是近些年内陆城市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
但毋庸置疑，在增长路径、产业层次方面，比如高新技术产业占比，重庆还有明显的差距。
而内陆城市此前的跨越式发展，至少有两波重要红利。
第一，高速的城市化，基建带动投资，在直接拉动经济增长之外，为省会城市的崛起创造了良好硬件条件。
典型的是云南、贵州等地。以贵州为例，2017年GDP为13540.83亿元，而固定资产投资总量达到1.55万亿元。
大量的资金，投入到高铁、航空、公路等领域，带来了基础设施的极大改善，这些投资无疑是最立竿见影的经济增长发动机。
第二，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浪潮。
在产业内迁的过程中，交通更便利的中西部省会，在强省会的战略支持下，积极承接国家战略和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项目，迎来了快速的工业化。
但无论是城镇化还是工业化，都不可能一直高速增长下去。事实上，在疫情发生前，中西部地区的那些增速明星，增长数据也在随大盘下降。
还是以贵州为例，2015到2019年的GDP增速，分别是10.7%、10.5%、10.2%、9.1%、8.3%。
高增长代表城市重庆、长沙等，同样如此。总之，城镇化、工业化的边际效应递减，动辄两位数的增长成为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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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发生后，全社会投资放缓，投资拉动型增长路径难度进一步增大。
像西安增速走低，投资下滑就是一个重要因素——前三季度，固投同比下降5.6%，两年平均增长3.2%。
另外，像西安等地，相对于沿海城市，对房地产的依赖程度更重，在严格的调控措施下，经济面临着较大的转型压力。
随着进出口回暖，沿海城市外贸加速反弹，如苏州、佛山，开放优势进一步凸显出来，重新站到了经济增长的队列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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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这种新的东西部增长差距呢？
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总结——疫情的到来，让中西部头部城市依赖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的局限性，更充分地暴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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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重庆、成都、西安等地近几年发力高端制造，发力消费、金融业等，同时通过人才引进驱动产业升级，本身正是一种转型的努力，成效也很明显。
现在，区域竞争格局再洗牌，它们必须进一步提速了。
不过，西部菌认为，对于这些增速放缓的地区，没必要唱衰。而东中西的增长差距，也不会不断地拉开。
首先，不管是城镇化，还是工业化，中西部地区都还有很大的空间。
如下图所示，距离江浙等地70%的城镇化水平，川渝云贵乃至中部的湖北，都还有很大的提升余地。未来，它还会持续释放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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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5G、高铁、地铁等各类基建投入带动的投资增长，仍然可以让这些头部城市保持一个可观的增速。
其次，双循环新格局下，内陆城市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西部大开发、陆海新通道、黄河流域、成渝双圈等战略，都会起到加持的效果。
所以，东西部的整体落差，还将维持很长时间，但头部城市之间的差距，可能会越来越小。
长期来看，受气候环境、制度等多重因素影响，北方追赶南方，要比中西部追赶东部难度更大；南北差距取代东西差距，仍然是未来区域发展格局中的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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